"大人"与民族精神之重建

发布时间: 2016-03-16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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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立乎其大者,则其小者不能夺也,此为大人而已矣。 ——孟子

  华夏民族精神,若用一个字去描述,就是“大”;用两个字去描述,是“大人”;三个字,是“大丈夫”;四个字,是“大心体物”;六个字,是“先立乎其大者”;十一个字,是“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。

  中华文化中“大人”与“小人”之区分,也许并不固定于一个或一层;但如此之区分本身,却是固定的。换言之,中华文化中之“大人”理想,是不可动摇的。

  中华文化之“大”

  我们翻检中华文化史,最刺目之文字,就是“大”。孟子讲“天道荡荡乎大无私”,是在“无私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孟子又讲“从其大体为大人,从其小体为小人”,是在“体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孟子又讲“先立乎其大者,则其小者不能夺也,此为大人而已矣”,是在“人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孟子又讲“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”,是在“勇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孟子又讲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“大丈夫”,是在“丈夫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。

  荀子讲“明于从不从之义,而能致恭敬、忠信、端悫以慎行之,则可谓大孝矣”,是在“孝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《大学》讲究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,是在“学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《礼记·礼运》讲“人人为他,天下为公,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之“大同”,是相对于“人人为己,天下为家,独亲其亲,独子其子”之“小康”而言的,是在“同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。

  追求个人自我解脱之“小乘”佛教,在中土不易扎根,融入中华心灵者是讲究普度众生、大慈大悲(它完全不同于一般“慈”、一般“悲”)之“大乘”佛教,可见出中华对于“大”之偏好。

  张载讲“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”,是在“心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管仲讲“大德至仁,则操国得众”,又说“大德不至仁,不可以授国柄”,是在“德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《礼记·中庸》讲“大德者必受命”,又讲“故大德,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”,也是在“德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。

  老子讲“大道废万博体育365,有仁义”,庄子讲“夫大道不称,大辩不言”,是在“道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唐代医圣孙思邈讲“凡大医治病,必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,……如此可为苍生大医,反此则是含灵巨贼”,是在“医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朱熹讲“大本者,天命之性,天下之理皆由此出,道之体也”,是在“本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;清初颜元讲“常以大人自命,自然有志,自然心活,自然精神起”(《习斋先生言行录》卷下),是在“人”之前加一个“大”字。

  中华文化中,不是所有东西之前,都可以加“大”字;但确有很多东西,可以和“大”字相联。

  “大”字并不是随便可以添加的。如“大德”、“大道”等等,在中华文化中,有其特别含义。再如“大孝”与“孝”就有很大不同,“大孝”是讲原则、有条件,“孝”则未必。又如“大学”,就跟“学”有很大不同,数理化等具体科学,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就只是“学”或“小学”,而非“大学”;“大学”是治国平天下之学问,是要具有普度众生之情怀的。

  又如“大勇”,亦不同于一般之“勇”。一般之“勇”只是“匹夫之勇”。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,那才叫“大勇”;敢于承认自己心中之不直与不义、敢于向低下卑贱之人表示诚服,那才叫“大勇”。

  同理,父慈于子只是“慈”,以慈己子之心慈他人之子,那才叫“大慈”;“大悲”亦然。行得正,有志向,是“丈夫”;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,换言之,时时处处与“天下”挂钩,那才叫“大丈夫”。

  “父母生成我此身,原与圣人之体同,天地赋与我此心,原与圣人之性同。”(《颜习斋先生言行录》卷下) 不明此理者,只是“小人”:“小人”是既“辜负天地之心”,又“辜负父母之心”;“大人”不然,“大人”是“能作主”、“敢作圣”的,是深信“圣人是我做得”的。

  “大人”精神何谓

  “大”字不可随便添加,“大”字之于中华文化,有其特别深意。

  关于“大人”与他人之关系,墨子有清晰之论述。他以“兼士”(“兼士”相对于“别士”而言)为“大”,以为“兼士”之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,对亲友之衣食住行生死等关怀备至;能做到“言必信,行必果,使言行之合,犹合符节也”。

  又以为“兼士”除了“视人如己”,还重功利,不过功利并非个人私利,而是指“上欲中圣王之道,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”,合于三代圣王(尧舜禹汤文武)者为之,合于三代暴王(桀纣幽厉)者舍之,有利于天、鬼、百姓者为之,有害于天、鬼、百姓者舍之。

  “兼士”“法天”,是“大”;“视人如己”,是“大”;“厚乎德行”,是“大”;“辩乎言谈”,是“大”;“博乎道术”,是“大”;“重功利”,亦是“大”。

  墨子又以“兼君”为“大”(“兼君”相对“别君”而言),认为“兼君”能“先万民之身,后为其身”,做到“退睹其万民,饥而食之,寒而衣之,疾病侍养之,死丧葬埋之”;能做到视人如己,“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”;能做到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“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,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”。

  关于“大人”与政治之关系,孟子有十分清晰之论述。他称“大人”为“大丈夫”,认为“大丈夫”是“道德人”与“政治人”之一个综合。在政治上“大丈夫”一定要谋求官位,因为他不谋得官位,便无以施展其抱负,便无以表现其“大”。

  孟子有“士之失位也,犹诸侯之失国家也”之言,表示“位”对于“士”、对于“大丈夫”有相当重要性。“大丈夫”之本职工作就是“治人”,“大丈夫”不做官便无以“治人”,一如农民不种田、工人不做工便无以生存一样。但与此同时,“大丈夫”又决不贪恋官位,因为他做官不是为了谋生,更不是为了发财。

  “大丈夫”之“大”,正在于他是不谈“利”字的,谈“利”谈“财”之丈夫不是“大丈夫”,谈“利”谈“财”之官不是“大官”。“大丈夫”做官,是要做“大官”,他做“大官”之惟一目的,是施展自己之政治抱负,“利”与“财”是永远不计较,也永远不值得计较的。

  孟子有 “仕非为贫也,……为贫者,……抱关击柝”之言,告诉你若为“脱贫”而做官,就做一个守门打更者(“抱关击柝”即守门打更)算了,或者做一个“委吏”(仓库管理员)、“乘田”(牲畜管理员)之类小官算了,千万别去做“大官”。

  孟子又有“位卑而言高,罪也;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,耻也”之言,告诉你若为“脱贫”而做官,计较“利”与“财”,同时却又高谈理想,那是一种罪过;在君主身边、朝廷之上做“大官”,同时却又不谈政治理想,或虽谈却无力实现之,那是一种耻辱。“位卑而言高”,不是“大丈夫”;“位高而言卑”或“位高而道不行”,也不是“大丈夫”。“大丈夫”之“大”正在于他既要“位高”,又要“言高”或“道行”。

  孟子又有着名的“所就三,所去三”之做官原则:待之有礼,说话算数,就去做;待之虽有礼,但说话不算数,不去做。此其一。退一步,虽说话不算数,但迎接时恭敬有加,就去做;不再有礼了,就离开。此其二。再退一步,饥寒交迫时能表示理解,并有接济,也可以勉强去做,不过只是“免死而已矣”。此其三。

  总之“大丈夫”不贪恋官位,就是有条件地,而不是无条件地去做官。这就叫做“可以速而速,可以久而久,可以处而处,可以仕而仕”(《孟子·万章下》)。

  “大人”与华夏民族精神重建

  关于“大人”与天地之关系,哲学家冯友兰亦有清晰之表述。他称此为“天地境界”。认为具此境界之“大人”不仅能明了社会之全,更能明了宇宙之全;他是社会之全之一部分,同时又是宇宙之全之一部分;他贡献于社会,同时又贡献于宇宙;他于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,同时又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。

  他之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,且与宇宙有干系。他身不过七尺,却可以“与天地参”;寿不过百年,却可以“与天地比寿,与日月齐光”。

  此处冯先生不过是总结中华文明中之“大人”理想,并没有作过多发挥。孟子“至大至刚”、“上下与天地同流”之言,是“大人境界”;其“居天下之广居”、“富贵不能淫”等言,亦是“大人境界”。《周易》系辞“圣人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”之言,是“大人境界”;庄子“游心于无穷”、“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、“上与造物者游,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”等言,亦是“大人境界”。

  中华文明之“大人”理想,包含着四个不可缺少之层面:第一步,突破自我之局限,放弃自我中心;第二步,突破人类之局限,放弃人类中心;第三步,突破地球之局限,放弃地球中心;第四步,突破外物之局限,放弃外物中心。

  此等理想也许只是一种“乌托邦”,然其对于“急功近利”之现代社会,却可以是一剂苦口良药,有利于当前文化建设、“精神文明”提升以及民族精神之重建。具体讲来,有如下意义:

  第一,可以在时间上延伸人类之视野,促成人类目光之“远”,认识到除了“现在”、“当前”,还有一个“将来”与“永恒”,让人类多少也在乎一点“天长地久”;第二,可以在空间上拓展人类之视野,促成人类目光之“大”,认识到除了“家”、“国”、“地球”,还有一个“地外”与“宇宙”,让人类多少也懂一点“辽阔无边”;第三,可以在精神上提升人类之境界,促成人类心胸之“广”,认识到除了“名”、“利”,还有“头上星空”与“他乡云彩”。(张耀南)